[轉錄] 畢恆達：消除語言中的偏見與歧視

寫得很好，最近漸漸覺得語言的選擇是一件很妙的事情。例如前幾天看到Time雜誌上面用"Pro-life"稱呼反墮胎團體，或是像「外交休兵」這種政治詞彙，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用來框架想像的名詞。

反XX聽起來很消極保守，Pro-life聽起來就很正面。「外交投降」或「放棄外交」都聽起來很糟糕，但「休兵」卻是停止「戰爭」這一種具有負面印象的行為，因此負負得正。

-----
原文出處
畢恆達：消除語言中的偏見與歧視

最近針對台大醫學系學生不認真上課的批評，教務長與醫學院院長不約而同歸因於，這是一門由「校外年輕女教師」所教授的課程。不只與事實不符，而且傳達了對於「年輕」、「女性」教師專業的質疑與偏見。

西方早就在八○年代編纂「無偏見／無歧視字典」，致力於消除語言中的性別、年齡、種族、地理、身心等歧視。只是在台灣我們仍然不時會看見，將新生訓練稱為 Freshmen Orientation（儘管有一半的大學生是女性），或將智慧鐵人創意大賽命名為Intelligent Ironman Creativity Contest（儘管第一屆冠軍隊伍為北一女中），將系主任稱為Chairman（儘管有愈來愈多的女性主管）。

語言承載了許多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也傳達了說話者的立場與觀點。當我們使用「愛心媽媽」這個詞語來指涉關心、收養流浪動物的人。它是讚詞，還是強迫她們 你丟我撿、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說詞？我們能否接受對流浪動物「安樂死」；它們其實並沒有瀕死，又何樂可言？同樣都不是台灣人，來自歐美國家的稱為「外籍人 士」，來自東南亞的就變成「外勞」。而學術界也不自覺有類似的偏見，討論東南亞（弱勢國家）移工，就使用「族裔」的理論，而討論歐美（強勢國家）的移工， 就使用「文化」的概念。

名詞隱含價值；怎麼說，更是傳達了不同的意義。例如「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奠定了趙傳在歌壇的地位，但「我很溫柔，可是我很醜」，恐怕就無人傳唱了？ 再舉一例，我們經常看到媒體有這樣的報導「每隔００小時就有一位婦女遭強暴」，假設我們將之改成「每隔００小時就有一位男人強暴女人」，他們建立在大約相 同的事實基礎上，可是前一句強調的是女性受害的嚴重性，後一句強調的是男性成為加害者的普遍性，前一句呼喚的是我們要幫助女人、改善婦女的處境，而後一句 則提醒男人應該要自省，不要成為加害者。同理，若要制訂一條性別平等的法令，任何委員會中「女性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和「男性委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這兩種寫法有沒有差別？

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命名」的重要性。當絕大多數的性侵加害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的時候，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會模糊了男人對於性暴力所應擔負的責任。 從「大雄毆打玉珍」、「玉珍遭大雄毆打」，到「玉珍挨打」，再到「玉珍是受暴婦女」，男性逐步消失不見，「受害」則逐漸變成女性的認同標記。使用被動式， 讓性侵與家暴變成女人的問題，而男人則在此圖像中遺漏了。

語言歧視並非只停留在文字的層次，它潛移默化形塑了我們的價值，進而影響行動。以世界地圖做為比喻，非洲的面積相對於中國加上美國的面積，何者為大？很多 人可能會很訝異，非洲的面積居然比中國、美國、印度、西歐、北歐，再加上阿根廷的面積還要大？原因是，我們已經太習慣於教室牆上那幅過度誇大北半球面積的 麥卡托或羅賓遜投影地圖了。如果以為語言是客觀的，以為有簡單素樸的如實描述，也就會錯失了檢視自己價值觀點的機會。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