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

在ptt2上面看見的轉錄文章，由於找不到html，只好用複製貼上整篇貼過來。

節錄自周婉窈〈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一文，收錄於周氏著，《面向過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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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在我的研究中，提出「戰間期世代」和他們被迫「沉默」的歷史分析。在這裡，我不想重複我的看法，我反而想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由於父執輩的被迫沉默，我們被剝奪了什麼？

在我籌辦兩次高一生活動時，我看到馬場美英的名字，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難到馬場美英就是我宏仁女中的學姊高美英嗎？那位身材高挑、膚色稍黑、臉蛋削長，有著杏仁形眼睛，很會唱歌的學姐嗎？長得多像高一生！後來，我問了高英傑先生，果真是他妹妹。人生多麼不可思議。

人生誠然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但是我們的「無知」是來自於政治；是被有意剝奪的。在我們就讀宏仁女中時，我們當然無法知道我們嘉義有位才華洋溢、思想深刻的鄒族領袖，我們當然更不可能知道高美英有這樣一位父親；高美英想必更不敢跟人提起父親的事。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已經是四十年後了。那是我們成長的四十年。沒有典範、沒有楷模，只有隱蔽和教條。

這幾年來，我時常在思考，二二八事件及其後長達三十餘年的白色恐怖到底給我們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國民黨近乎四十年的威權統制到底影響何在？我不否認我們的經濟成長，我不否認我們從貧乏的社會邁向繁榮。我沒有經濟學或經濟發展方面的訓練，我無法論辯到底第三世界的經濟成長是否一定非得和威權體制掛勾，但是，當我回顧過去、思考我們今天的問題時，我越來越深切感受到威權體制對我們的剝奪，這些剝奪造成我們今天精神上的貧乏、空洞、虛無，而這和解嚴後台灣社會不斷向下沉淪的現象恐怕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我想討論的是那來自於「無」或「欠缺」所導致的負面作用。

讓我舉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不是要說我私人的故事，而是想讓自己的經驗抉發可能的普遍的深層意義。前幾天，我和一群台灣文學和歷史的學者喝咖啡，談事情。閒談中，我說「我天天在認識台灣」。在座有一位年輕研究者，說他聽了很受衝擊。我這話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出自於非常深切的感受，尤其聚會的前一天，我才剛從南天書局買了幾本書，一本是荷蘭時代的原始紀錄，一本是關於原住民的祭儀生活。我略翻了一下，想到自己不知道的、要學習的這麼多！我們今天固然可以大量吸收、大量學習台灣的歷史文化，但是，問題是我們不曾「live in it」，不曾活在台灣的歷史文化中。此話何說？我想起我小時候到嘉義公園寫生的故事。我讀小學時，老師認為我有繪畫的才分，因此被派去參加嘉義縣小學生的繪畫比賽。直到我讀研究所，或甚至更晚些，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嘉義曾經出過一位著名畫家陳澄波，他有幾幅著名的畫描繪嘉義街景和嘉義公園。我小時候學畫時，沒有人告訴過我他的名字，更不用說看過他的畫。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在腦子完全空白之下，到嘉義公園寫生，我們從空白塗抹起。更糟糕的，如果陳澄波能活著，我們將不斷看到他的畫作，他將是我們的典範，我們的標竿，我們試圖超越的成就。我們不只被剝奪一個五十二歲的陳澄波，我們也被剝奪陳澄波可以對我們起作用的二、三十年（假設他可以活到七、八十歲的話；世界上有很多相當長壽的畫家）。

同樣地，作為一個嘉義人，如果我從小能聽到高一生的音樂，能讀到他寫的東西，能了解他對原住民前途的主張，那麼，我的人文知識和人生視野將從另一個次元開始。如果他不被剝奪生命，他將給予我們更優美的音樂、更深刻的哲思。他將是我們豐沛的文化泉源中的一道清流！

我們被剝奪的豈止高一生？豈止陳澄波？還有無數的，我一時無法列舉的文化與社會菁英。如果他們都活著，如果上天還給我們一個林茂生，還給我們一個呂赫若，還給我們一個林獻堂（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在他們「活生生」的影響下，和台灣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我想，我將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我想，我們將會是很不同的一群人。

我們剛提到的都是全島性的人物，其實影響可能更切身的是，我們被剝奪了周邊可以作為榜樣的人物。無數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可能就是我們要稱為ojisan的父執輩；他們的遭遇使得台灣社會「嚇破膽」，普遍喪失道德勇氣。於是嚇破膽、欠缺勇氣的人們成為我們的範本（norm），還不用去提那些負面的人物呢。我們被剝奪的，不只已經是菁英的人士，還包括我們「可能」的菁英。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先生，就讀新竹高中時，心智早熟，時常思考人群與社會的問題，能了解他的人不多，當時有一位同學和他比較談得來，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也和他比較相似。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上物理課的時候，校長拿了點名簿走進來說某某某，他站起來，就開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兩輛吉普車在那裡，有幾個穿便衣的憲兵圍著我們的大樓，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長帶他走了，他到吉普車上還一直哭，就這樣被捉走了。我跟他談得很來，很多事情都跟他談，我媽媽聽了這件事後，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她以為下一個是我，可能就這樣不回來了，......」這位朋友，幾年後被放出來已經神經錯亂。

這位少年未必能像李遠哲那樣有成就，但他和李遠哲一樣關懷人群社稷，若得「長大成人」，應該會是我們社會的正面力量。然而，他在年甫十五、六歲時，就被剪除了。他一直哭。一個讓一介少年一直哭，坐上吉普車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前政治犯盧兆麟先生和幾位同難前輩，應「台灣青年逆轉本部」之託，參與「城市的記憶：二二八台北營隊」的活動，和幾百名台灣青年搭遊覽車認識台北城，馬場町，獅子林（原保安司令部）、喜來登大飯店（原軍法處）等處，在國民黨槍決政治受難者的馬場町，為青年解說時，突然昏倒，送醫急救，不幸於次日清晨逝世。人權工作者，也是作家的胡慧玲在部落格發表追思文章，她說十五年前她認識盧先生，後來有人告訴她盧先生是政治犯，她當時沒馬上趨前攀談，一來覺得冒昧，二來，「因為，因為我認識和知道的政治犯，實在太多太多了。特別是在解除戒嚴之後，心防也略略解除，我才知道，啊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也是政治犯。誰根本就在監獄出生長大，誰十一歲開始送牢飯，誰十四歲為長兄收屍，誰每天到馬場町等候獨子的身影，誰每天到車站逡巡槍決名單......聽不完的，深深隱藏的故事。太多的驚訝，啊，他也是，她也是，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我忍不住跟著問。

當一個國家用軍警情治暴力把「良知」、「正直」、「獨立思考」、和「自由的精神」剷除掉，或關到綠島，我們被剝奪了精神的資源、道德的「善知識」，我們成為精神和道德的一級貧戶。這或許是今天我們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源。

在我們成長的時代，對於正在進行的恐怖統治，不管知與不知、略有所覺或毫無所覺，我們都錯過了「活在」台灣的歷史文化中的機會，今天我們努力「補習」，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以童稚的眼光、以童稚的心靈，在歷史文化中成長，和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再去吸收，是很不同的。我們的世代被剝奪了和自己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的機會，這是我們永恆的缺憾，但也因此是我們的歷史命題。我們必須面對它，做出解答。



原註：林獻堂當然沒死於二二八事件，也非白色恐怖受難者，但他被
迫選擇自我放逐，沉默以終。

　　　　　　　　　　　　　　　　　　周婉窈，《面向過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