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gmatized?

社會學家高夫曼(E. Goffman)在他談論污名的經典當中曾提到一種現象，有些受污名者會刻意地加強他們不被認為可以進行的項目，以向外界污名進行反抗。例如用義肢跑百米的選手，或口足畫家都屬於這樣的人。

王阿茜看完我的文章，說「你是不是因為感受到記者的污名，才急需找尋認同阿？」

哈，我想應該是吧！

以前有個熱中於外勞運動的學長說我雖然看起來與世無爭，其實是一個很好強，會拼命想透過抗爭扭轉現狀的人。

想起來也是，在新聞所的時候我大量的閱讀，目的就是想證明新聞所不是不唸書的研究所，在新聞所也一樣可以做出好的研究。(當時誓言要拿國科會論文獎，結果到後期夢想縮水到只想把論文寫出來就好了XD)

而我的論文結論，則是說明線上遊戲虛擬物品的現金交易污名，不是因為犯罪現實，而是因為交易的內涵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進而先給它冠上了「犯罪」的污名，再找犯罪事件佐證。口試時，一名口委開玩笑說「其實你沒有寫出來，但是你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電玩遊戲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不好』吧？」

現在我對於記者使命的認同和努力，不也是一樣的心裡嗎？
嗚嗚~好慘，記者形象敗壞，要靠我們扭轉阿！

記者的主動性

最近在閱讀林照真寫的<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這本書
這是一本談調查報導的書籍，所謂調查報導的核心觀念就是記者的主動性，透過深入的調查，揪出與公共利益相關，但遭刻意隱瞞的新聞。

我從第一章慢慢的一路往後面讀，真的是越看越心虛。
雖然雜誌記者有比電子媒體、報紙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進行資料蒐集和採訪，但是仍有七成以上的資料是依賴採訪對象提供，而自己主動搜尋的資料裡，又有一半以上是經過別人整理、詮釋過的報導、研究、或評論。真正從第一手資料中找到的發現可能只佔資料中的十分之一吧。

我邊看就邊想，為什麼我沒有做到主動調查呢？
採訪週期、行政事務當然是一部份的原因，但是那些多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我的經驗還不夠，也還是不夠積極。

因為跑環境議題，我常在各個場合碰到那些NGO的朋友，跟他們相比我常常覺得很慚愧。
他們手邊也有很多工作同時在進行，但是仍然能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大量的資料（有些非常技術性），經過彙整後生產論述，然後清楚的引用這些資料表達立場。
有時候採訪時間真的不夠，我會請他們提供資料，然後訪問一些不同立場的看法(形式上的平衡報導...)，就寫出報導來。

我每次都會擔心這些資料是不是有經過選擇性的篩選（我相信一定有，因為以前我也做過這種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資料提供給記者）但是除了幾個比較用心的報導我會去弄到原始資料來檢視，其他的我多只有把資料拿給相關單位，詢問他們對這些指控的回應而已。
而且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我通常已經預設了立場XD(這就是記者最常被詬病的地方）
例如治水預算那篇，我是覺得上游整治沒效果才決定寫這個題目的，題目方向早就定調了。接觸水保局時，即便水保局的組長跟我說的是「雖然工程確實沒有辦法阻擋洪水，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些作用吧」，但是最後我只引用這句的前半段「水保局某組長私下表示，工程確實沒有辦法阻擋洪水」（斷章取義？改天再來好好談有關我的報導立場和對於下判斷的反思）

高中時天真的認為記者可以站在第一線，看清事件的全貌、事件的真相。念新聞所的過程讓我瞭解這些都只是假象，有太多因素使得記者跟一般人一樣只能接觸到部分的訊息。唯一的差別，是記者的責任就是應該要盡量挖出各方的觀點，拼湊出接近完整的事件樣貌，再整理成好懂的訊息給閱聽眾。

我做到上面這些了嗎？憑良心講，還差遠了。我現在只在把自己當作工具，利用媒體的包裝，替受訪者發聲的階段而已。

雖然有些資深記者說當個好的傳聲媒介也不容易，但是我覺得記者的空間絕對不只當忠實的傳聲筒而已，記者本身也應該有主動性、能動性，也可以扮演事件中的要腳，影響事件的走向。

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記者的主動性，要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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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西方說記者是gatekeeper，也就是廟口的門神囉! （攝於大甲鎮瀾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