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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5
2009-12-02
[轉錄]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
在ptt2上面看見的轉錄文章,由於找不到html,只好用複製貼上整篇貼過來。
節錄自周婉窈〈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一文,收錄於周氏著,《面向過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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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在我的研究中,提出「戰間期世代」和他們被迫「沉默」的歷史分析。在這裡,我不想重複我的看法,我反而想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由於父執輩的被迫沉默,我們被剝奪了什麼?
在我籌辦兩次高一生活動時,我看到馬場美英的名字,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難到馬場美英就是我宏仁女中的學姊高美英嗎?那位身材高挑、膚色稍黑、臉蛋削長,有著杏仁形眼睛,很會唱歌的學姐嗎?長得多像高一生!後來,我問了高英傑先生,果真是他妹妹。人生多麼不可思議。
人生誠然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但是我們的「無知」是來自於政治;是被有意剝奪的。在我們就讀宏仁女中時,我們當然無法知道我們嘉義有位才華洋溢、思想深刻的鄒族領袖,我們當然更不可能知道高美英有這樣一位父親;高美英想必更不敢跟人提起父親的事。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已經是四十年後了。那是我們成長的四十年。沒有典範、沒有楷模,只有隱蔽和教條。
這幾年來,我時常在思考,二二八事件及其後長達三十餘年的白色恐怖到底給我們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國民黨近乎四十年的威權統制到底影響何在?我不否認我們的經濟成長,我不否認我們從貧乏的社會邁向繁榮。我沒有經濟學或經濟發展方面的訓練,我無法論辯到底第三世界的經濟成長是否一定非得和威權體制掛勾,但是,當我回顧過去、思考我們今天的問題時,我越來越深切感受到威權體制對我們的剝奪,這些剝奪造成我們今天精神上的貧乏、空洞、虛無,而這和解嚴後台灣社會不斷向下沉淪的現象恐怕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我想討論的是那來自於「無」或「欠缺」所導致的負面作用。
讓我舉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不是要說我私人的故事,而是想讓自己的經驗抉發可能的普遍的深層意義。前幾天,我和一群台灣文學和歷史的學者喝咖啡,談事情。閒談中,我說「我天天在認識台灣」。在座有一位年輕研究者,說他聽了很受衝擊。我這話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出自於非常深切的感受,尤其聚會的前一天,我才剛從南天書局買了幾本書,一本是荷蘭時代的原始紀錄,一本是關於原住民的祭儀生活。我略翻了一下,想到自己不知道的、要學習的這麼多!我們今天固然可以大量吸收、大量學習台灣的歷史文化,但是,問題是我們不曾「live in it」,不曾活在台灣的歷史文化中。此話何說?我想起我小時候到嘉義公園寫生的故事。我讀小學時,老師認為我有繪畫的才分,因此被派去參加嘉義縣小學生的繪畫比賽。直到我讀研究所,或甚至更晚些,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嘉義曾經出過一位著名畫家陳澄波,他有幾幅著名的畫描繪嘉義街景和嘉義公園。我小時候學畫時,沒有人告訴過我他的名字,更不用說看過他的畫。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這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在腦子完全空白之下,到嘉義公園寫生,我們從空白塗抹起。更糟糕的,如果陳澄波能活著,我們將不斷看到他的畫作,他將是我們的典範,我們的標竿,我們試圖超越的成就。我們不只被剝奪一個五十二歲的陳澄波,我們也被剝奪陳澄波可以對我們起作用的二、三十年(假設他可以活到七、八十歲的話;世界上有很多相當長壽的畫家)。
同樣地,作為一個嘉義人,如果我從小能聽到高一生的音樂,能讀到他寫的東西,能了解他對原住民前途的主張,那麼,我的人文知識和人生視野將從另一個次元開始。如果他不被剝奪生命,他將給予我們更優美的音樂、更深刻的哲思。他將是我們豐沛的文化泉源中的一道清流!
我們被剝奪的豈止高一生?豈止陳澄波?還有無數的,我一時無法列舉的文化與社會菁英。如果他們都活著,如果上天還給我們一個林茂生,還給我們一個呂赫若,還給我們一個林獻堂(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在他們「活生生」的影響下,和台灣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我想,我將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我想,我們將會是很不同的一群人。
我們剛提到的都是全島性的人物,其實影響可能更切身的是,我們被剝奪了周邊可以作為榜樣的人物。無數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可能就是我們要稱為ojisan的父執輩;他們的遭遇使得台灣社會「嚇破膽」,普遍喪失道德勇氣。於是嚇破膽、欠缺勇氣的人們成為我們的範本(norm),還不用去提那些負面的人物呢。我們被剝奪的,不只已經是菁英的人士,還包括我們「可能」的菁英。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先生,就讀新竹高中時,心智早熟,時常思考人群與社會的問題,能了解他的人不多,當時有一位同學和他比較談得來,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也和他比較相似。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上物理課的時候,校長拿了點名簿走進來說某某某,他站起來,就開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兩輛吉普車在那裡,有幾個穿便衣的憲兵圍著我們的大樓,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長帶他走了,他到吉普車上還一直哭,就這樣被捉走了。我跟他談得很來,很多事情都跟他談,我媽媽聽了這件事後,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她以為下一個是我,可能就這樣不回來了,......」這位朋友,幾年後被放出來已經神經錯亂。
這位少年未必能像李遠哲那樣有成就,但他和李遠哲一樣關懷人群社稷,若得「長大成人」,應該會是我們社會的正面力量。然而,他在年甫十五、六歲時,就被剪除了。他一直哭。一個讓一介少年一直哭,坐上吉普車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前政治犯盧兆麟先生和幾位同難前輩,應「台灣青年逆轉本部」之託,參與「城市的記憶:二二八台北營隊」的活動,和幾百名台灣青年搭遊覽車認識台北城,馬場町,獅子林(原保安司令部)、喜來登大飯店(原軍法處)等處,在國民黨槍決政治受難者的馬場町,為青年解說時,突然昏倒,送醫急救,不幸於次日清晨逝世。人權工作者,也是作家的胡慧玲在部落格發表追思文章,她說十五年前她認識盧先生,後來有人告訴她盧先生是政治犯,她當時沒馬上趨前攀談,一來覺得冒昧,二來,「因為,因為我認識和知道的政治犯,實在太多太多了。特別是在解除戒嚴之後,心防也略略解除,我才知道,啊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誰誰誰的誰,也是政治犯。誰根本就在監獄出生長大,誰十一歲開始送牢飯,誰十四歲為長兄收屍,誰每天到馬場町等候獨子的身影,誰每天到車站逡巡槍決名單......聽不完的,深深隱藏的故事。太多的驚訝,啊,他也是,她也是,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我忍不住跟著問。
當一個國家用軍警情治暴力把「良知」、「正直」、「獨立思考」、和「自由的精神」剷除掉,或關到綠島,我們被剝奪了精神的資源、道德的「善知識」,我們成為精神和道德的一級貧戶。這或許是今天我們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源。
在我們成長的時代,對於正在進行的恐怖統治,不管知與不知、略有所覺或毫無所覺,我們都錯過了「活在」台灣的歷史文化中的機會,今天我們努力「補習」,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以童稚的眼光、以童稚的心靈,在歷史文化中成長,和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再去吸收,是很不同的。我們的世代被剝奪了和自己的歷史文化一起成長的機會,這是我們永恆的缺憾,但也因此是我們的歷史命題。我們必須面對它,做出解答。
原註:林獻堂當然沒死於二二八事件,也非白色恐怖受難者,但他被
迫選擇自我放逐,沉默以終。
周婉窈,《面向過去而生》
2009-11-28
動新聞事件中無法斷奶的台灣人
專業扒手集團有個慣用伎倆,一個人先撞倒你,另一個人再前來扶你。受害者往往會怨恨撞人逃逸的那位,卻沒發現真正下手的其實是拉你一把的那雙手。近日看到台北市政府禁止蘋果日報進入校園,腦中浮現的就是這個畫面。如果解嚴前政府侵權猶如強盜,當代政府侵權的行為就跟扒手一樣,假保護之名,行侵害之實。
尼采曾說過「我誓死捍衛你講話的權力,但我反對你講的每一個字。」一個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正應如此。即使有人覺得動新聞太過煽色腥,即使他用配音和動畫挑戰新聞與真實的關係,(有個朋友說動新聞沒有美感所以該打...)那都是蘋果日報表達言論的自由,我們選擇與「知」的權利,而這兩者都屬於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身為讀者,我們可以選擇不要購買,可以選擇寫信到報社抗議,更可以像兒福團體一樣上街頭表示我們的不滿。但無論如何,政府,我們的僕人,都沒有權力用禁止的手段扼殺蘋果日報和我們的權利。
台灣社會還存在很多威權統治的影子,包含公務員揣摩上意而非民意的做事方法,包含民選首長以父母官自居的心態,但這些「統治團體」之所以會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人民多不懂民主,不懂法律,因此自甘當嬰兒,不願意斷奶,不敢學步。每當我們對於某些事情感到不安,我們就會希望政府來替我們解決。當政府以「保護」之名來了後,我們對於他「不小心」偷吃冰箱裡的食物,踩壞花圃,又打我們家小孩都極度通融,畢竟他是為我們好嘛!
久而久之,政府發現只要他能顧好經濟(亂花錢衝GDP),打擊不法(其實很多是社會弱勢),不管他怎麼偷怎麼搶,人民都會為他喝采。蘋果日報對於郝市長禁止蘋果日報進入校園的民調正是如此,59.73%的人說「幹得好!」卻沒意識到他們未來有一天也可能會因為得罪某些利益團體而被政府和群眾砸石頭。
於是,台灣的人民依舊不願斷奶,必須靠威權的政府扮演大家的父母?
2009-11-17
[轉錄] 畢恆達:消除語言中的偏見與歧視
寫得很好,最近漸漸覺得語言的選擇是一件很妙的事情。例如前幾天看到Time雜誌上面用"Pro-life"稱呼反墮胎團體,或是像「外交休兵」這種政治詞彙,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用來框架想像的名詞。
反XX聽起來很消極保守,Pro-life聽起來就很正面。「外交投降」或「放棄外交」都聽起來很糟糕,但「休兵」卻是停止「戰爭」這一種具有負面印象的行為,因此負負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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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畢恆達:消除語言中的偏見與歧視
最近針對台大醫學系學生不認真上課的批評,教務長與醫學院院長不約而同歸因於,這是一門由「校外年輕女教師」所教授的課程。不只與事實不符,而且傳達了對於「年輕」、「女性」教師專業的質疑與偏見。
西方早就在八○年代編纂「無偏見/無歧視字典」,致力於消除語言中的性別、年齡、種族、地理、身心等歧視。只是在台灣我們仍然不時會看見,將新生訓練稱為 Freshmen Orientation(儘管有一半的大學生是女性),或將智慧鐵人創意大賽命名為Intelligent Ironman Creativity Contest(儘管第一屆冠軍隊伍為北一女中),將系主任稱為Chairman(儘管有愈來愈多的女性主管)。
語言承載了許多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也傳達了說話者的立場與觀點。當我們使用「愛心媽媽」這個詞語來指涉關心、收養流浪動物的人。它是讚詞,還是強迫她們 你丟我撿、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說詞?我們能否接受對流浪動物「安樂死」;它們其實並沒有瀕死,又何樂可言?同樣都不是台灣人,來自歐美國家的稱為「外籍人 士」,來自東南亞的就變成「外勞」。而學術界也不自覺有類似的偏見,討論東南亞(弱勢國家)移工,就使用「族裔」的理論,而討論歐美(強勢國家)的移工, 就使用「文化」的概念。
名詞隱含價值;怎麼說,更是傳達了不同的意義。例如「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奠定了趙傳在歌壇的地位,但「我很溫柔,可是我很醜」,恐怕就無人傳唱了? 再舉一例,我們經常看到媒體有這樣的報導「每隔00小時就有一位婦女遭強暴」,假設我們將之改成「每隔00小時就有一位男人強暴女人」,他們建立在大約相 同的事實基礎上,可是前一句強調的是女性受害的嚴重性,後一句強調的是男性成為加害者的普遍性,前一句呼喚的是我們要幫助女人、改善婦女的處境,而後一句 則提醒男人應該要自省,不要成為加害者。同理,若要制訂一條性別平等的法令,任何委員會中「女性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和「男性委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這兩種寫法有沒有差別?
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命名」的重要性。當絕大多數的性侵加害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的時候,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會模糊了男人對於性暴力所應擔負的責任。 從「大雄毆打玉珍」、「玉珍遭大雄毆打」,到「玉珍挨打」,再到「玉珍是受暴婦女」,男性逐步消失不見,「受害」則逐漸變成女性的認同標記。使用被動式, 讓性侵與家暴變成女人的問題,而男人則在此圖像中遺漏了。
語言歧視並非只停留在文字的層次,它潛移默化形塑了我們的價值,進而影響行動。以世界地圖做為比喻,非洲的面積相對於中國加上美國的面積,何者為大?很多 人可能會很訝異,非洲的面積居然比中國、美國、印度、西歐、北歐,再加上阿根廷的面積還要大?原因是,我們已經太習慣於教室牆上那幅過度誇大北半球面積的 麥卡托或羅賓遜投影地圖了。如果以為語言是客觀的,以為有簡單素樸的如實描述,也就會錯失了檢視自己價值觀點的機會。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2009-10-31
2009-10-17
Homecoming parade
2009-10-13
學姐的台大婚紗照!
今年初,在瘋狂打包準備出國的縫隙中幫三對好朋友拍了他們的婚紗照,前兩對是社團的學長姐,自從公布了之後,就一直有人問我第三對到底是誰?
答案揭曉,是研究室的學姐J。
我是研一(遠目)的時候認識學姐的,第一次見面就是要合作去國小發問卷,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當時剛寫完論文,明明是碩士論文,卻足足寫了兩百多頁,跟博士論文有得拼。更驚人的是,那不是一本用放大行距或大量圖表填塞的論文,而是一本充滿反思性的女性主義質化研究論文,從此我就對學姐充滿景仰之心。XD
在碩士階段她也常常給我打氣,甚至幫我閱讀初稿,給我寫作上的意見,幫助我能夠如期的兩年畢業。
有些人說學姐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冷酷,但認識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非常細心,很好相處的人。平常喜歡看小說、聽音樂、玩家裡的兩隻貓,基本上,就是跟你我一樣的好人嘛!
終於,學姐要結婚囉!
早在她們問我之前,我就很期待有機會能拍她們的婚紗。:P
所以當她們真的來問我時,我當然是一口就答應。
拍照當時還是酷熱的夏天,在熟悉的校園裡拍照還蠻刺激的,我們還在路上遇到學姐當助教時教的學生。這次拍攝的場景不多,只有台大農場,傅鐘前,還有社會系頂樓,但因為當天的光線很美麗,所以效果很讚啦!
祝福學姐跟謝教授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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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用到兩台相機,一台數為一台底片。
圖片上傳前都有壓縮很多,畫質很糟,想看高解析大圖的可以點這裡。)
2009-10-04
Michigan v.s Michigan State
出國前,每當我提起要去密西根唸書時,總是會得到兩種反應。一般不熟悉狀況的會說:「哇 好學校。」然後就沒有了。瞭解狀況的則會問「密西根大學?還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是的,密西根州有兩所在Big Ten裡的公立學校,因為這種緣故,兩所學校在各方面都要競爭,而美式足球賽則是最直接明白的公開戰爭。
早在我們剛抵達時,就聽到許多有關這場比賽的訊息,所有的門票也在暑假就銷售一空。今天中午的比賽,從昨天晚上校園裡就充滿了各式各樣的party聲。甚至為了避免前幾年發生過的慘劇(密西根大學的學生把我們學校的銅像漆成藍色的),有學生自願在攝氏九度的雨天裡,搭帳棚守衛銅像。
我跟王阿茜當然沒有買到票,中午就帶著相機晃過去球場看看場外的熱鬧。那場面真的很壯觀,平時週末空蕩蕩的校園現在擠滿了人,連足球場都被劃成臨時停車場,而且四處都是搭著雨棚烤肉、喝啤酒、看轉播的學生,隨著雙方球隊的拉扯歡呼。
今天的比賽跟天氣一樣起起伏伏,時而大雨,時而出晴。在第三節結束時,MSU還以20比6領先,卻在第四節連續給對方兩次達陣,第二次還是在終場前兩秒,以致於兩隊被迫進入延長賽。
最後,MSU以一個漂亮的防守,還有一次左閃右閃的推進三十碼,終場以26:20贏得比賽。(據說是近十年來第三次贏 XD)
2009-09-29
中秋
七月剛來密西根的時候,早上氣溫10度,下午最高溫可達25度,以台灣的標準來講:偏涼。但是當地人卻直呼熱,一大早,我們包著薄外套出門,他們就穿著短褲打赤膊在慢跑。當時一位留學過的學長跟我說「趕快享受吧,夏天就只有那幾週而以。」當時還半信半疑,沒想到,我們家的電扇真的也只有吹那幾週而已。
開學後氣溫就直直落,現在清晨平均溫度是5度左右,中午有太陽的話會暖一點,15~18度吧。對我們這種來自熱帶島嶼的島民還真是受不了的冷,但是每次在msn上跟台灣的朋友講這邊有多冷,他們卻都無法想像般的回答「好好喔~台灣好熱!」,不知道我們聽到有多辛酸......
有人跟我說好久沒有新文章,事實是才開學第四週,我就已經忙到受不了了。這學期修三門半的課,其中一門是很喜歡前半學期的內容,所以跟老師談條件修半學期,拿一半的學分。因此我在學期前半等於有四門課要準備,每週的指定閱讀量加起來都是四百到五百多頁,而且有三門課需要寫心得,還有口頭報告跟小組報告要討論。
以上週末為例,我在三天內就必須唸完四百多頁的閱讀,寫兩篇作業,討論小組報告,做好powerpoint上傳,並且跟指導教授討論研究計畫。整個週末都是早上摸黑起床,在書房看日出,然後一路忙到晚上十二點才洗澡睡覺。卻因為這樣的作息,讓我在課堂討論上呈現呆滯的狀態,很少發言,相當不滿意自己的表現。
但好處是,經歷過上週那種折磨,這週雖然沒有比較輕鬆,卻也開始適應這種負擔和節奏了。
最近學校裡的松鼠都忙著把殼斗埋到土裡儲存,路上碰到的松鼠嘴裡都啣著食物,真的很有冬天將臨的感覺。
中國超市旁邊的安全島上長滿了可愛的小草,在傍晚的陽光下看起來很有味道。
我們家外面的豆科樹木最近狂掉葉子,學校工友幾乎每天都在把他們從人行道上吹走。
其實不是最近拍的,是七月拍的小花,以此紀念夏天匆匆的流逝呀!
2009-09-19
[轉錄]異議文化-陪阿公阿媽上街頭(張小虹)
異議文化-陪阿公阿媽上街頭
2009-09-19 中國時報
【張小虹】
大學生能做什麼?拯救世界還是幫媽媽洗碗?
幾天前接到樂生青年聯盟的網路動員信,信中指出樂生療養院的聯外道路被捷運局切斷,院民續住區形同孤島,自救會代表決定前往主管機關衛生署抗議,希望大家能來幫忙,替年事已高、手腳不便的院民持舉連署名單。來到抗議現場,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樂生青年聯盟打死不退的決心毅力,又有好多新面孔的年輕大學生加入行動的行列,遞補已經畢業學長姐的空缺。憂的是樂生運動的節節敗退,要的越來越少,這次的訴求重點只是立即搭建聯外便橋,不要讓行動不便的院民被迫繞行兩公里遠路,才能出門買菜、就醫訪友。雖然在運動訴求上聰明地挪用了前不久八八水災「道路中斷」、「孤立無援」的熟悉修辭,來附比樂生院作為「災區」與院民作為「災民」的現況,但就現場稀疏的主流媒體與衛生署的冷淡回應看來,就連這基本醫療人權與安養尊嚴的卑微要求,恐怕都難以獲得妥善解決。
有人說,樂生保留運動乃是台灣近年來「最牛」的社會運動。興建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樂生院」,乃是用來強制收容並隔離當時無法醫治卻被認定具有強烈傳染性的漢生病(舊稱痲瘋病)。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改名為「樂生療養院」,並延續強制隔離的政策。一九九四年台灣省政府將樂生院賣給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後規劃為新莊線的機廠用地。二○○三年第一波拆除工程造成其他不在規劃內的房舍倒塌,最早一批醫學院學生開始以醫療人權的角度介入關懷,後更有不同科系的大學生相繼加入,於二○○四年成立樂生青年聯盟,與由院民組成的樂生自救會同進同出,持續抗爭至今。
作為一個遠距的觀察者與關切者,我則認為樂生青年運動乃是台灣近年來「最樣」的社會運動,這裡指的不光是學生作為運動主體的平均生理年齡很年輕,更是學生作為運動主體所帶出的旺盛活力與想像能量,讓台灣暮氣沈沈的社會運動,迸發出不一樣的行動策略、不一樣的運動敘事、不一樣的情感修辭。記得在一次充滿戲劇性張力的論壇活動中,台灣社運界老中青三代的理論家與運動者齊聚樂生院,想要針對「樂生現象」做出深入精闢的解讀。但就在學者專家分別就資本主義與空間爭奪,國家機器與文化抗爭、青年異議文化的今昔,發表慷慨激昂又充滿理論高度的引言後,樂青的學生們一上台就阿公長、阿媽短,談阿公阿媽如何照顧他/她們,他/她們如何陪伴阿公阿媽,如何聆聽阿公阿媽講故事邊做口述歷史,一時間「阿公阿媽」的情感修辭,彷彿「內爆」了所有台灣社會運動的慣習。那真是一場令人難忘的論壇,有別於過去所有以批判當代政治社會文化為議題的論壇,看著年過半百的運動健將,開始嘗試學習年輕學生們「阿公阿媽」的說法(雖然對他們的年齡而言,阿伯阿母或阿兄阿姐或許更為恰當),而年輕學生們也慢慢開始運用他/她們所努力學習到的有限運動語彙以對,兩邊都在「牙牙學語」,兩邊都在認真對話。
從最早與樂青的接觸,就不斷訝異他/她們一點都不像傳統界定下或刻板印象中會搞社會運動的學生,她們穿短褲夾腳拖鞋,牽著大狗帶我逛園區,一邊跟沿途遇見的阿公阿媽親切問安,一邊跟我講述建築的歷史與大樹的保育。在過去五年樂青的運動實踐中有「典型社會運動」的部分,像街頭遊行、抗議、行動劇、遞交陳情書,甚至六步一跪的苦行或絕食,但更有「非典型社會運動」的發想,像定期舉辦「樂生兒童營」,以敦親睦鄰社區營造的方式,改善新莊地區嚴重失衡的教育資源,辦起大哥哥大姊姊教授日語法文或武術熱舞的課程。也像發起「樂生文學周末」,以大樹下午茶的形式,集結台灣文學、文化與音樂界的創作者,輪番上陣。或像開辦「樂生講堂」做自我進修,從殖民醫療公衛史、法律人權到都市發展,打造屬於他/她們自己的樂生大學。
對有理想的大學生而言,既要拯救世界,也要幫媽媽洗碗,更要陪樂生院的阿公阿媽上街頭。(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2009-09-04
[轉錄]台灣不要自我港澳化
台灣不要自我港澳化
文/顧爾德
新新聞第1174期
民進黨南部縣市長邀請達賴喇嘛來台舉行法會祈福,遭到國內媒體鋪天蓋地的批判。認為陳菊等民進黨縣市長在利用水災搞權謀,他們自私自利、破壞好不容易建立的兩岸互信。
眾多批判中普遍存在著兩個共同的主軸:第一,達賴與藏獨是中國政府幾大忌諱之一,台灣絕對碰不得;第二,過去一年多來兩岸關係的改善是北京對台灣施恩捨惠,是中共給國民黨面子,甚至高雄世運順利舉行,也是中國給台灣--包括陳菊--面子,所以台灣也應該將心比心,不要去扯北京後腿。
以上這兩個主軸結合起來,獲得的結論就是:祇要中國說NO的事,台灣就不應該說YES,否則北京就不會再善待台灣,台灣的利益會受到極大的損壞。這樣的觀點,說得白一點就是台灣把自己港澳化,把中國當成台灣的宗主國。台灣承認:如果北京沒有說「嗟!來食」,台灣就連肉骨頭都沒得啃,台灣更不能也不該在國際上有主動作為。
當然不能天真到以為達賴祇是個宗教領袖,民進黨縣市長邀達賴來台灣沒有政治算盤。達賴、陳菊都是政治人物;國民黨與共產黨也是這場兩岸博弈中的政治行動者。大家都不是天真無邪的小天使,大家都其政治目的與伎倆,每一個行動者都要思考自己作為可以達到的政治效果,也要為這個效果負起責任。不過,在檢討這些政治效果與責任時,我們必須先確定一件事:台灣整體的利益以及價值基礎是什麼?
當執政黨與媒體輿論一直強調我們希望建構「平等、尊嚴、互利的兩岸關係」時,其隱含的前提就是:兩岸基本利益與價值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我們要尊重彼此的差異,我們要尋找對兩岸都有利的議題來合作--但是這不代表兩岸沒有歧異存在,更不代表台灣必須為了兩岸互利,去放棄其他根本利益與價值。達賴追求的西藏自主自治,他所宣傳的和平宗教觀,難道不符合台灣的利益與價值觀嗎?
我們來試想一個假設狀況:如果美國和日本要提高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他們不顧中國反對要派出高層官員來台訪問,或者願意讓台灣高層官赴華府、東京訪問。難道台灣也要因為北京反對而自我否定這種對台灣有利的機會?
假如兩岸因為經濟的統合,將進一步走向某種形式的社會與政治統合,那麼我們對中國境內壓制民運、壓制少數民族的行為噤聲不語,我們憑什麼相信,未來台灣也可以保有現在的民主自由?當北京要壓制台灣的民主自由時,我們憑什麼反抗?台灣憑什麼期待國際社會支援我們?更不要忘了,如果沒有達賴這個「麻煩製造者」在國際上持續發聲、受到尊重,中國不祇對內部民主與少數民族自決的壓制會更強大--甚至在對台灣問題,北京也會更無所忌憚。達賴需要台灣的合作,同樣地台灣也從達賴身上受益。
陳菊等人邀達賴訪台,不是不能批評、不能檢討,但請站在台灣的立場,秉持台灣的價值,以台灣的利益為本,來看達賴事件。不要祇想著北京的立場、價值與利益。台灣不是港澳,中國更不是台灣的宗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