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3

Stigmatized?


社會學家高夫曼(E. Goffman)在他談論污名的經典當中曾提到一種現象,有些受污名者會刻意地加強他們不被認為可以進行的項目,以向外界污名進行反抗。例如用義肢跑百米的選手,或口足畫家都屬於這樣的人。

王阿茜看完我的文章,說「你是不是因為感受到記者的污名,才急需找尋認同阿?」

哈,我想應該是吧!

以前有個熱中於外勞運動的學長說我雖然看起來與世無爭,其實是一個很好強,會拼命想透過抗爭扭轉現狀的人。

想起來也是,在新聞所的時候我大量的閱讀,目的就是想證明新聞所不是不唸書的研究所,在新聞所也一樣可以做出好的研究。(當時誓言要拿國科會論文獎,結果到後期夢想縮水到只想把論文寫出來就好了XD)

而我的論文結論,則是說明線上遊戲虛擬物品的現金交易污名,不是因為犯罪現實,而是因為交易的內涵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進而先給它冠上了「犯罪」的污名,再找犯罪事件佐證。口試時,一名口委開玩笑說「其實你沒有寫出來,但是你最想講的一句話就是『電玩遊戲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不好』吧?」

現在我對於記者使命的認同和努力,不也是一樣的心裡嗎?
嗚嗚~好慘,記者形象敗壞,要靠我們扭轉阿!

記者的主動性


最近在閱讀林照真寫的<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這本書
這是一本談調查報導的書籍,所謂調查報導的核心觀念就是記者的主動性,透過深入的調查,揪出與公共利益相關,但遭刻意隱瞞的新聞。

我從第一章慢慢的一路往後面讀,真的是越看越心虛。
雖然雜誌記者有比電子媒體、報紙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進行資料蒐集和採訪,但是仍有七成以上的資料是依賴採訪對象提供,而自己主動搜尋的資料裡,又有一半以上是經過別人整理、詮釋過的報導、研究、或評論。真正從第一手資料中找到的發現可能只佔資料中的十分之一吧。

我邊看就邊想,為什麼我沒有做到主動調查呢?
採訪週期、行政事務當然是一部份的原因,但是那些多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我的經驗還不夠,也還是不夠積極。

因為跑環境議題,我常在各個場合碰到那些NGO的朋友,跟他們相比我常常覺得很慚愧。
他們手邊也有很多工作同時在進行,但是仍然能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大量的資料(有些非常技術性),經過彙整後生產論述,然後清楚的引用這些資料表達立場。
有時候採訪時間真的不夠,我會請他們提供資料,然後訪問一些不同立場的看法(形式上的平衡報導...),就寫出報導來。

我每次都會擔心這些資料是不是有經過選擇性的篩選(我相信一定有,因為以前我也做過這種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資料提供給記者)但是除了幾個比較用心的報導我會去弄到原始資料來檢視,其他的我多只有把資料拿給相關單位,詢問他們對這些指控的回應而已。
而且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我通常已經預設了立場XD(這就是記者最常被詬病的地方)
例如治水預算那篇,我是覺得上游整治沒效果才決定寫這個題目的,題目方向早就定調了。接觸水保局時,即便水保局的組長跟我說的是「雖然工程確實沒有辦法阻擋洪水,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些作用吧」,但是最後我只引用這句的前半段「水保局某組長私下表示,工程確實沒有辦法阻擋洪水」(斷章取義?改天再來好好談有關我的報導立場和對於下判斷的反思)

高中時天真的認為記者可以站在第一線,看清事件的全貌、事件的真相。念新聞所的過程讓我瞭解這些都只是假象,有太多因素使得記者跟一般人一樣只能接觸到部分的訊息。唯一的差別,是記者的責任就是應該要盡量挖出各方的觀點,拼湊出接近完整的事件樣貌,再整理成好懂的訊息給閱聽眾。

我做到上面這些了嗎?憑良心講,還差遠了。我現在只在把自己當作工具,利用媒體的包裝,替受訪者發聲的階段而已。

雖然有些資深記者說當個好的傳聲媒介也不容易,但是我覺得記者的空間絕對不只當忠實的傳聲筒而已,記者本身也應該有主動性、能動性,也可以扮演事件中的要腳,影響事件的走向。

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記者的主動性,要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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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西方說記者是gatekeeper,也就是廟口的門神囉! (攝於大甲鎮瀾宮)